【点睛】中国民俗也正迎来历史性的发展黄金期，各级政府及业内翘企高度重视“重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厘清发展规律，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包括民宿在内的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是好事。但也希望，办好事情也要尊重客观规律，相信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服务游客的能力。
回想早在入境旅游和国民旅游兴起之初，民众对旅游住宿的认识为何？如今国民对生活品质的更加理性的追求，其住宿也的首选又将是何？
7月1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乡村多元化住宿投资峰会”发表了题为《乡绅乡宿》的主题演讲。他表示，随着乡村旅游和自驾出游的兴起，依托民居资源的非标准住宿业态逐渐成为出行的首选。反过来说，国民对民宿的大量诉求，理所当然地为旅游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
纵观当下业内，从短短几年就成为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的途家，“非标准住宿”的倡导者去呼呼，到刚刚上市新三板的住百家；从风生水起的“精品精店联盟”、筹建中的浙江省民宿协会，到今天全国各地赶来的与会嘉宾以及所推动的项目，都在显示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中国民宿产业正在迎来历史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尽管从规模上看，旅游住宿的供给存量并不短缺，甚至在局部地区和一些细分市场上还存在着供给过剩，但是从日渐增长的国民休闲度假市场上看，适应乡村旅游、自驾出游、家庭和亲子旅游等新兴消费需求的项目和产品还存在着供给不足的困境。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古村古镇保护、农民增收、青年人就业、扶贫脱困等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又近切需要旅游业的溢出和拉动效应。
在这一背景下，戴斌认为，民宿正在成为政府针对旅游供给侧改革与创新施策的关键着力点。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始重视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发展和供给侧改革，并密集出台一系列的促进政策，加上对外开放和国际经验的引进，共同推动了我国民宿产业的创新发展。
民宿能够成为消费、投资、政策和舆论的热点，对于创业创新者是好事情。但戴斌同时也告诫创业者，切勿操之过急，如有“好风”借力上青天固然是好，若没有，也断不可“一万年只争朝夕”。
在戴斌看来，民宿只有与所在乡村融入一体，并且设法提升所在地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氛围，才能活得下去，才能有更好的持续发展。好的创意离不开情怀，腔调”、“调性”，“Style”等范儿不可背离地方的人文属性过远，哪怕那是心里瞧不上的“眼前生活的苟且”。
籍此，戴斌回忆起三个月前的周庄之行，体验了周庄特有的乡村民宿，的确有过去中上阶层人家走亲串友的感觉。
据介绍，周庄乡村民俗是以本地人为主的商业精英阶层所主导，着眼于长期发展。周庄的形式有别于其他如乌镇的整体开发、西塘的自发演化等形式，而是探索出一套嵌入式发展模式。基于村子及住户产权不变之上，公司选择若干有条件且愿意合作的人家，组成若干个以自愿租赁为形式的“单元”主体，共享品牌和营销渠道。
“‘有一种生活叫周庄’——这个Style，我和大家同样喜欢，类似民宿模式的开发者就是我心目中的新乡绅，类似的民宿单元则是我心目中的乡宿。”戴斌不无感慨地说道。
“无须讳言，除了创业和经营主体，民宿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特别是资力力量的介入。现在以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和战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关注民宿，这是好事。”但戴斌同样担忧尚处于市场导入期和品牌培育期的民宿产业，包括民宿在内的投资基本面不能背离国民旅游休闲市场的消费基本面太远。
戴斌认为，大数据已经表明我国已经是旅游大国，但从消费频次和人均住宿消费预算上看，过去十年间还处于一个稳定而缓慢的增长过程。如果仅从经济发达地区和周末小长假市场来佐证，中国无疑已经位列“世界级”旅游强国中的强国，但客观事实是，工作日或者说是非旅游旺季，游客稀疏也是事实。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中国电信的联合实验室发布的今年“五一”假期之后的相关数据显示，从全年消费频次来看，50.24%的游客每个月到乡村旅游一次，一次以上的只有13.74%；从出行方式上看，自驾车和公共交通工具分别占59.24%和25.12%；平均出游半径为69.9公里，其中华北和华东两个地区超过90公里，基本上是在本省和本地区的范围内；平均出游时间为25.2个小时，最长的上海是37个小时，平均停留一个晚上；“五一”期间，全国乡村旅游者人均消费573元，这个数字包括汽油、过路、行前购物等相关费用。
“数据是枯燥的，听起来可能没有情怀和故事那么动听，但它是包括民宿在内的旅游住宿市场的基础。”戴斌如是表示。
戴斌继而指出，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包括民宿在内的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同样是好事，但也希望，办好事情也要尊重客观规律，相信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服务游客的能力。
“重视不仅仅是资本、土地、财政、金融、政策的叠加，也不必让民宿也承载诸如互联网+、创业、创客、扶贫、古村落保护，同样聚集区、示范点的宏观叙事也大可不必。”在戴斌看来，政府智能在“度”的把握上往往处于尴尬境地，政府不重视则事无成，政府过度重视则事过头。比如各地纷纷出台的民宿促进政策及标准行政规制，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拔苗助长。
戴斌认为，既然民宿姓民，又主要是在乡下长起来的，自然要拿乡下最常见的农事说事。而现状就是，管理者似乎不相信农民会种地，或者说至少觉得自己会比农民种得更好，从而时常在田间“喊口号”，发奖金。
事实上，现代农业的经营最需要的是“契约精神”，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契约精神”，是合理的预期；包括财产安全和商业收益方面的预期，而且是制度创新。特别是提供有效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戴斌看来，由于民宿创业创新广泛依赖于宅基地、农用地政策，交通与路政管理的便利性，广泛于依赖于所在村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依赖于村民的整体素质，以及新生事物的包容度，与民宿有关的政策创新很难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由某个部门单独推进。当且仅当与民宿命有关的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发自内心地承认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承认市场主体的商业能力，有限的经济政策与整体社会发展环境相协调，并注重发挥基层乡镇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民宿建设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的政绩工程。
“民宿创新发展是一个注重调研、总结经验、因地制宜的过程。”戴斌认为杭州为中心的酒店邦，就是一个可以好好研究的民间促进平台，也是很好的组织样本。他们当中的成员各有擅长，且为了同一个理想和情怀为国民大众营造高品质的休闲生活空间。
戴斌希望，包括酒店邦在内的行业企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把民宿发展的这篇大文章写到祖国的大地上，写进“中国梦”的光荣历史中。(伍策 冷竹) |
